郎世寧的《十駿犬圖》是清代養犬風氣的明證

　　學者戴蒙德曾經提出過一個有名的原則：可馴化的動物都是可以馴化的，不可馴化的動物各有各的不可馴化之處。這話聽起來似乎有點兒命定論的味道，但確實說出了動物馴化的不易之處。他認為野生動物能否被馴化取決于是否滿足6個必要條件：足夠的食物、生長速度快、繁殖周期短、性情溫順、不易受驚并能在馴養條件下交配繁殖。6個條件中任何一個出現問題，馴化就不能完成。這種現象在我們的身邊也能觀察到——真正為人所熟悉的馴化動物，全世界范圍也就那么有限的十幾種。

　　在所有這些馴化動物中，最早被馴化的是狗。今天很多人將狗稱為人類最忠實的朋友。“荒徑已風急，獨行唯犬隨”，在人類向文明社會踽踽獨行的身側，狗兒的確是伴隨最久的伙伴。

　　3萬多年前

　　灰狼進化成家犬

　　不久前，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張亞平院士領導的國際合作團隊在家犬起源遷徙方面的最新研究進展，在著名學術期刊《細胞研究》上發表。根據媒體的報道，張亞平團隊發現，盡管家犬的祖先灰狼在全球具有非常廣泛的分布，但各地的家犬并不是從各地的灰狼演化而來，而是有一個共同的起源，而來自東亞南部地區的家犬群體具有最高的多樣性。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家犬起源自東亞南部地區。

　　具體而言，從3.3萬年前左右開始，東亞南部地區的一些灰狼可能由于被人類居住地周圍的食物殘余等所吸引，逐漸與其他灰狼群體分離，而與人類慢慢地相互靠近。家犬在這一地區與人類共同生活了上萬年之后，于1.5萬年前開始向西遷徙。在到達中東地區后，向非洲和歐洲等地輻射擴散，并在1萬年前左右到達歐洲地區。在1萬年前左右，這一群體還在中國北部與東亞家犬群體雜交形成了一系列混合群體。

　　這一說法仍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實際上，對于家犬的起源地點，不同的研究小組先后給出了東亞、中東、歐洲、中亞等不同的答案。而對于家犬的馴化時間，不同的研究團隊也給出了從1萬年前到3.2萬年前之間多個不同的時間點。相對來說，今天的家狗起源于東亞，特別是長江以南地區的觀點得到較多的認同。也就是說，中國很有可能是當代家犬的起源地。

　　雷州石狗

　　戰國時期已有相狗業

　　雷州半島興石狗崇拜

　　狗是中國古代典籍中重要的角色。學者朱積孝記錄，漢代設訓管狗官職“狗監”，大文學家司馬相如的鄉友楊得意和漢武帝的幸臣李延年都曾做過“狗監”的職差。南北朝給狗加以封爵，有“狗夫人”、“郎君”等爵號。唐朝皇帝給狗蓋有華麗的屋舍，叫做“狗坊”，漢武帝甚至建有“犬臺宮”。東漢末年的靈帝更是愛狗愛得發狂，史稱他于“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緩”，“王之左右皆狗而冠”。與養狗之風相伴而來的是相狗業的興起。它的出現至遲在戰國時期。

　　在中國大陸的最南端，廣東的雷州半島，石狗文化正越來越綻放出奪目的光芒。在當地的博物館中，可以看到各色各樣的歷代石狗文物；在許多祠堂等建筑物門前，石狗仍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時時相伴。它們刻著“敕令敢當”的字樣和“八卦圖”，踩著“繡球”、“雷鼓”、“仙鏡”、“法網”與“法繩”，顯示驅邪治魔的神威。石狗原先只是安置在門口，后來逐漸發展為安置于巷頭、村路。擴展成守山坡、守江河、守田洋、守墳地。凡是人們覺得此地有兇象，都安置石狗，或殺黑狗血以鎮之。

　　現在已經貴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雷州石狗，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它是雷州先民崇拜雷神和狗圖騰的信念的綜合反映。雷州自古流傳的每年三次的敬雷活動，都包含了向石狗供奉香火的內容，以祈求為家門呈祥報喜。

　　雷州文史學者陳志堅認為，石狗文化與早期“徭人”以盤瓠(也即五色狗)為圖騰的習俗有關。作為雷州的早期先民，俚僚人大約在殷周之際就遷徙至雷，“他們崇拜雷神，依托雷神的庇佑，開荒拓展，繁衍生息。春秋時期的楚滅越后，徭僮人相繼遷雷，與俚僚人雜居相處，成為雷州的古越族，俗曰南蠻”。雷州的石狗文化，就是從這種“俚僚人對雷神的崇拜與徭人對狗圖騰的信奉”的綜合作用下生長起來的。

　　陳志堅還指出：“犬能呈祥喜報貴子，是人們的迫切心愿。因之，石狗雕刻碩大的生殖器，顯示雄者的陽剛之氣，是人們追求繁衍生息發展的崇拜靈物。”

　　專家指出，長期以來，我國西南苗、瑤等少數民族都將盤瓠奉為本民族開天辟地的始祖而傳頌，較系統的有關盤瓠傳說的文字記載始于3~5世紀。

　　此外在《山海經》中就已有了關于犬戎與犬封之國的記述。從地理方位講，犬封國、犬戎國應當在我國西北地區。但遺憾的是關于這些部族留下的文獻記錄太少了。

　　狗真的被養來拿耗子

　　中國或最早使用軍犬

　　學者魏鎖成指出：犬的馴養與役用是人類認識和生產史上的一次飛躍，為人類馴化飼養其他動物成為家畜積累了有益的經驗，“由于犬的報警和幫助，減少了野獸和其他許多自然災害對人類的危害，有助于人類的繁衍和發展，對于人類走出野蠻的幽谷和史前文化發展史上無疑做出過突出的貢獻”。

　　狗在人類早期社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學者武莊歸納，狩獵、看家、食用、祭祀和隨葬時，都少不了狗。在早期墓葬中，發現了大量殉狗的遺跡。這種風俗可能既有驅邪、警戒的考慮，也是人們期望忠犬在另一個世界中仍能陪伴主人。有學者發現，“商代稍為大型的墓葬，犬常被埋于尸體下的腰坑，以便永久陪伴主人于地下”。商代對殉狗的需求量之大，讓一些學者推斷很可能導致了當時專門的提供犬牲的專業化養狗戶。

　　很早開始，狗就成為了人們的好幫手。從被馴化，到周秦之際，當時繁榮的狩獵經濟給了它們大展身手的極大空間。在這一長達數千年的時期中，獵犬伴隨主人捕捉獵物，幫助主人獲得食物，是它們對人類而言最大的價值所在。《呂氏春秋》說：“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愧其友。推其所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須良拘，家貧不能得，乃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良狗，有良狗則數得獸矣。”

　　既然是獵犬，自然要能捕捉盡量多種的獵物。所以中國古人養狗，至少在早期，也有抓老鼠的目的。這在《呂氏春秋》等古籍中都有不少記載。四川三臺縣的漢代崖墓中就有狗捉老鼠的畫像，畫像中，一只狗正得意地叼著一只老鼠，老鼠的尾巴在狗嘴外垂著。今天我們用“狗拿耗子”來指代多管閑事的看法，在當時可是沒有的。

　　而與今天的軍犬和警犬類似的戰斗犬的歷史也很悠久。魏鎖成認為，戰爭中使用獵犬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早期社會氏族部落之爭的時期，“很有可能，犬是人類戰爭史上最早服役的家畜”。古代神話傳說稱在上古高辛氏(帝嚳)時，戎國作亂，高辛氏所畜養的一只五色狗名槃瓠者，深入敵人內部，咬死戎王，銜其首而歸。這當中可能就蘊含了犬在遠古就被用來作戰的史實。相傳夏代太康失國，少康中興，恢復夏祚，就有賴于獵犬之助。戰國時也有人用犬來傳遞情報擊敗對方的記錄。五代時，“契丹兵圍晉將張敬達，四面有犬掩伏，晉軍有夜出者，犬鳴極警，終無突圍者，為契丹所敗，晉將張敬達被殺”。由此，星象上的“天狗星”也被認為與兵事、征伐等有關。

　　此外，漢字中狡、猾、突、犯、狠、猛、猜等與暴力、心計、攻擊等有關的字都歸入“犬”部，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我國應當是最早使用戰斗犬的國家之一。

　　狗作為食物，也是古代常見的現象。魏鎖成指出，周代國家對養狗很重視，《周禮》中記載專掌犬政的官和吏共有20多人。

　　而春秋時在南方的越國，“人們把狗肉甚至看得比豬肉還貴重”。如《國語·越語》中說：“勾踐令國人將免(娩)者，以告，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當時勾踐正臥薪嘗膽，圖謀復興，因此積極鼓勵生育，尤其是鼓勵生男孩，以提供足夠的兵源和勞力，所以當婦女生育時，特別分狗作為營養補助。文、圖/廣州日報記者卜松竹